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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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生平简介[编辑] 家世渊源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到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苦读多年，终于在1838年考取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1823年2月15日(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编辑] 科举出身及戎馬功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後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編修。 咸豐三年（1853年）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 傳說曾國藩除因與李鴻章父親之交情外，對其才氣極其欣賞，例如從其投曾營時帶來的詩文：「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八千里外覓封侯。定將捷足隨途驥，那有閒情逐水鷗! 笑指瀘溝橋畔月，幾人從此到瀛洲?」被曾國藩認為李有大志；其後皖撫翁同書（同治、光緒帝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 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僱傭軍（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编辑] 總督直隸及洋務運動李鴻章军功显赫，累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終於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後又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籌辦洋務，成为同治、光緒兩朝的地方重臣。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權，統領一方，有人甚至稱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清季籌辦北洋艦隊，創辦江南制造局、天津機器局、轮船招商局、電報局、唐胥鐵路、開平礦務局等洋務運動，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參與。 [编辑]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淮軍亦蒙受重創。战争中，李鴻章重用了陆军统帅叶志超和水师提督丁汝昌[1]。在陆地上，清军武器装备并不弱于日军，平壤一战，當時駐守的清軍三十五營共一萬七千人，日軍有一萬六千多人，雙方人数也相当。左宝贵知道叶志超贪生怕死，所以以下犯上派人监视叶志超控制局面，但左宝贵战死后叶志超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溃败，而叶志超逃跑当时清军的伤亡小于日军。在海洋上，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军建设和海战，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两次遭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也无发射鱼雷打击日舰的战绩。傳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雖實際狀況是，日本的海軍指揮原先也只是陸軍軍官，因此雙方實際指揮皆為「副帥」——劉步蟾與東鄉平八郎兩位海軍軍官，而未用爆炸彈的原因是，當時並未攜帶足夠爆炸彈）。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但經史學家唐德剛的查證，麥氏不過是個拖船駕駛）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2]。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3]。在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之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中统计，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爆破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猜测：“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如果考虑到上面所提到的库存弹药可能是因为无法使用而搁置的，则丁汝昌责任就较小，但李鴻章的责任并无减轻。擔任天津軍械局總辦、負責軍需供應的張士珩是李鴻章的外甥，被指责供給海軍的彈药不合格。梁啟超为此評論說：“槍或苦窳，彈或贗物，槍不對彈，藥不隨械，謂從前管軍械之人廉明，誰能信之？”在黃海海戰前半個月李鴻章上書光緒帝要求「保艦」的祕折上陳述中日軍事實力時，寫道：「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僅定遠、鎮遠兩艘』……」，另外他致電驻英公使龔照瑗「急速搶購四千噸以上的大型巡洋艦」與「搶購智利鐵甲艦兩艘」，顯示出了焦慮。但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后，他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和以前的说法矛盾。 時人認為李鴻章对甲午战败的责任，是无可推托的[4]。戰敗後在各方指責之下，原本紅極一時，堪稱疆臣首領的李鴻章，亦從此不再有以前的风光。 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之日，破格賞予李鴻章漢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滿族貝子或以上貴族獨有，曾國藩亦只獲授雙眼花翎)。甲午兵敗后，李鴻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奪。不久，李氏受命赴日本媾和，在赴馬關前向朝廷要求而再獲三眼花翎。 馬關交涉期間遇刺負傷，最後訂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並賠償二萬萬兩白銀，因此背上卖国罪名[5]。 传说李鴻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立誓“终身不履日土”。后来他於1896年环游诸国，出訪俄國、德國、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1]，所到之處皆受當地元首接待。返华途中，经横滨港换乘轮船，他命人在两船之间搭木板而行，终不违当日之誓。然因甲午戰敗簽約，在輿論指責下，李鴻章調離直督要缺，改督兩廣。 甲午戰敗，李鴻章引為奇恥，乃力主拉攏俄國共同對付日本，結果產生《中俄密約》，於中國利權做出相當程度的犧牲。沙皇东宫档案资料证明，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鴻章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李鴻章至少拿到了其中的170.25万卢布。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Esper Esperevich Ouchtomsky，1861-1921）的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而更令人费解的是，李鸿章收受此贿之时，中国的普通百姓正在为李鴻章签订的《馬關條約》买那二万万两白银的单。 [编辑] 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时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1898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当年十月，出督两广。 1900年八國聯軍進圖京畿之際，李鴻章與兩江劉坤一、湖廣張之洞等督撫協議東南互保，甚至與革命黨人接觸，試探帝后兩宮萬一罹難後之可能政局；帝后抵達西安的消息傳出後，共和之議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願北上收拾殘局的李鴻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鴻章到京，全無談判籌碼，在各國嚴厲要求之下，經多番請示行在，終於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國所提條件簽訂辛丑和約；李鴻章心力交瘁，簽約不久便即去世。据傳李鴻章重病彌留之際，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於清國利權的條款之上簽字，景況堪憐。 [编辑] 身後哀荣李鴻章有一首臨終詩：“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據傳李鴻章谢世时留下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民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但因其家产被分，无法确定具体数目。 [编辑] 著作有《李文忠公全集》。 [编辑] 评价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以后世中国的观点看全部是不平等条约。李鸿章作为签订者，長期被称为“卖国贼”。近來隨着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对這位備受爭議的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正面的，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义和拳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6]，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負面評價主要來自于他曾作出的錯誤決策，後人也多對此詬病。如過於避戰和重視海防而願意犧牲整個新疆放棄疆防；1885年在完勝日本的情況下簽訂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給予了日本可以派兵進入朝鮮的權利；與日本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指揮失誤導致軍艦在威海衛被全殲；中法戰爭勝利后反而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等。雖然這些不利條約和做法受制于各種客觀條件，但他依然要為這些事件的誤國行爲承擔很重的責任。另外在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他殺人過多，特別是「蘇州殺降」事件，招來不少批評，這也牽涉到湘軍和淮軍的整體評價。洋務運動和他的一系列措施並沒有改變中國繼續淪落，也讓他的功勞並不顯著。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李鴻章熱中官場，亦深得朝廷倚重，歷數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爭，以及對國防政策之歧見，與李鴻章素來不睦，甚至勢同水火。在是否收復新疆的問題上，两人意见完全相反，李鴻章希望放棄新疆的做法雖然是依其重視海防的道理，但如果当时若采取了这个決策，则新疆会落入俄、英两强之手。在中法戰爭中，中国军队在陸戰战场上取得镇南关大捷，法国总理茹费理（Jules Ferry）下台，法国内阁以306对149的票数否决向中法战争中的法军追加军费[7]，法国已无力再战的情况下，李鴻章却罕见地在世界外交史上搞出一个特例，以簽訂了一个有利於法國的中法天津條約結局。左宗棠對李鴻章作出以下批評：“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恼怒之余，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8]、台湾兵备道刘璈，使他们失去军权。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但因为一个月后于7月27日（阳历9月5日）去世，以至于湘军中无人再可制约李鸿章。 梁啟超對他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國父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時，曾這樣說李鴻章: “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 俾斯麥在德國拜會李鴻章時，李鴻章得意得跟他說：“有人恭維我為‘東方俾斯麥’。”俾斯麥回他道：“他們稱你為‘東方俾斯麥’，但是我應該很難被稱作‘歐洲李鴻章’。”[來源請求]
近代史學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乡)认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來源請求] [编辑] 后代李鸿章有三个儿子：李经方（实为六弟李昭庆之子）、李经述、李经迈。婿張佩綸之孫女即為近代著名作家張愛玲。 [编辑] 備註
[编辑]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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